书名：《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作者：段琦

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2004

本书记述了自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把基督新教带进中国后至2000年的一段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在整个论述中，焦点放在本色化这课题上。在引言中，作者首先为“本色化”下了概括性的定义：本色化无非是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并能建立起“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的本色神学（页5–6）。作者把1807–2000年分为4个时期来分别论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一、1807–1860年；二、1860–1900年；三、1900–20世纪20年代；四、20世纪20年代–2000年。

第一个时期

在1807–1860年，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当中较有名的有马礼逊、郭实猎（K. F. A. Gützlaff）、裨治文（E. C. Brigman）等。传教士的工作主要有以下5方面：一、翻译圣经；二、出版、印制传教刊物；三、办学教导中国人识字；四、医药传道；五、中西文化交流，如编纂中外文的字典。这时的中国教会基本上谈不上本色化。

作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本色教会是冯云山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而拜上帝会也没有直接受过外来差会的资助和领导，因此它是能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可惜后来拜上帝会发展为太平天国，在礼仪、教义、道德方面越走越偏。太平天国在1864年灭亡，拜上帝会至终不能成为持续的本色教会。

第二个时期

在第二个时期（1860–1900年）传教士可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以戴德生（James H. Taylor）为代表，后者以林乐知（Young J. Allen）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代表。

保守派主张直接向社会低下层的人传教，保守派中的内地会“培养了一批初具文化、忠于圣经而思想保守的传道人和信徒，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地方教会的领导人”（页65）。这是保守派对本色化的贡献。

而自由派的文化传教方法促进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结合，对本色化有好的影响。然而，在这期间，不论在保守派或自由派中，作领导的主要还是外国人，能由中国人自治、自养的教会只占少数，但可喜的是这类教会有增长的趋势。

第三个时期

在第三个时期（1900–192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这带来重要的影响，就是让中国信徒（甚至西方传教士）醒觉到中国人应有自己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页109）。此时中国教会出现了较成熟的领袖（如俞国帧、诚静怡），中国信徒也较成熟地支持教会，各地纷纷出现了自立教会，如上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等。

然而，作者对自立运动的评价是：自立教会注重的主要是经济上自养、行政管理上自治，但在组织形式和神学思想上仍然依赖西方，因此自立运动只是本色化过程中的第一步。

第四个时期

作者对第四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2000年）的描述很是详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高了基督徒的民族意识和批判精神，这对推动本色化有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促使教会内的开明派深刻地检讨和批判教会内的问题。此后在1925–1927年发生了第二次非基运动，这次非基运动的一些特点（如要求收回教育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影响着教会本色化的发展，使教会着手废除教会内的不平等条约，为中国教会的自治铺路。这些发展的影响力一直延至北伐时期。

到了抗战前夕，中国教会在1930年发起了“五年奋进布道运动”，目的是传道及加强信徒的灵性。虽然这运动收效不大，但至少可算是中国基督徒的自传运动。

在抗战时期（1931–1945年）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抗日工作，赢得国民的好感。这时的讨论集中在伦理方面，例如中国基督徒如何面对当前的困难和社会问题。随着这些发展后来出现了吴耀宗发表有关基督教、科学与唯物论的文章：〈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作者认为这文章是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的一篇成功著作。

中国在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解放。解放后，所有西方传教士必须撤走。在1951年春，他们的撤离为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提供了客观条件（参页528）。1950年7月40名教会领袖发表了〈三自宣言〉，道出中国教会新的总任务、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使中国教会能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从80年代开始–2000年，中国教会致力于神学思想、组织建制和关心社会这3方面的处境化发展。

值得推荐的入门书籍

如果按作者所定的目标来评估—“只求描述清楚，不作过多的评论”（页589），本书已达到目的，因作者无间断和详细地描述了从1807–200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历史；当中引用的书刊也很适切和有代表性。因此我诚意介绍此书给各位对中国教会本色化有兴趣的同学，作为入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