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世界观的革命》（Revolutions in Worldview）
编者：安德鲁·霍菲克（W. A. Hoffecker）
译者：余亮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

你的世界观需要革命？—读《世界观的革命》

美国福音派思想家法兰西斯·薛华曾断言：“人怎样想就怎样行出来”，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怎样的世界观，就会有怎样的信仰、家庭、伦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实践。我们处于多元化的后现代，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思潮和意识形态已经或潜或在地影响着我们。福音派基督徒该如何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重整本于圣经启示的整全世界观，并历史地梳理历世历代世界观的演变，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呢？美国福音派学者安德鲁·霍菲克主编的《世界观的革命》一书无疑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很好的成果。该书以“世界观”为视角鸟瞰剖析了西方近2,000年的思想观念演进史，并以圣经世界观的立场予以回应，给福音派基督徒以智性的启发和属灵的激励。

本书共分10章，分别由10位相关领域的学者撰写。第1章以“送礼物的希腊人”为题，指出希腊宗教和哲学里，唯一绝对的就是那个非人格化的命运，无论是自然哲人还是后苏格拉底哲人，希腊的世界观无可避免地导向理性的非理性。

第2、3章，两位作者概述了新旧约圣经所蕴含的世界观。圣经世界观告诉我们世界的神圣来源、人的堕落、神在历史中执行救赎计划、基督里的新生、已然未然的末世观等等。横向来看，你会发现，希伯来神本传统以及新约传统，与邻近的以人的理性自主为中心的希腊文明，是多么的不同。而同时期远方的中国正处于秦汉之交，“外儒内法”的礼法文明正在发力，伦理化的中国人离圣经启示之远，也着实不亚于纠结于“命运悲歌”的希腊人。

第4章讲述了从早期教父到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基督教，这800年，基督教从地下墓室来到大教堂。教会既反对，又接受同时代希腊罗马哲学思潮的影响，信徒既与国家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家治理。

第5章则精彩地分享了“中世纪神学与现代性之根源”。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神学”在此时期滥觞，这种倾向在11世纪中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运动中已有苗头。格列高利坚持祭司独身，这为以后的现代学术分裂打下了制度基础。人们渐渐认为神学和信仰只与教会有关，圣经的整全世界观慢慢失落。此后，以阿伯拉尔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更是开始将神学视为“科学”事业来研究。于是，中世纪神学渐渐脱离了“圣经解经”和“圣经神学”的约束，神学变成了人的哲学。由此，现代性世俗化的“潘多拉之盒”，慢慢开启。

第6、7章为我们呈现了西方近代转型的两大事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更多地被作者看成是一种“人文主义”古典治学方法的一种复兴，而非一种明确的观念革命。与此相反，宗教改革则可以被视为一场归回“圣经真理”的一场革命，只是，与初期教会不同，宗教改革后，唯独圣经的原则被高举，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透过读圣经，来经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革命”—属灵的更新。

第8章描述了启蒙时代观念革命。令我感到讶异和感恩的是，理性启蒙时代同时又是灵性奋兴之时代。洛克、笛卡尔、卢梭、康德的时代亦是卫斯理、帕斯卡尔、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的时代。然而，本章作者霍菲克博士没有停留于此，他敏锐地指出，无论是背离圣经的启蒙运动，还是忠于圣经的奋兴运动，都经历着所谓的“主体性”转向，即从神中心论转向不同程度的人类中心论。难怪现代福音派如此钟情于“人本”的那一套，如现场决志、心理辅导、个人见证……原来所来有因，非一朝一夕可成。然则，若无圣经应许的客观存在，人的经历又所依为何呢？现在是到了反省福音派“主体性转向”的时候了。

最后两章分享了19、20世纪两个世纪的观念走向—超级乐观的现代主义和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主义。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未对由犹太裔学者施特劳斯复兴的古典政治哲学，予以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关注。而今，古典政治哲学的暗流已涌进中国，为何唯独中外福音派基督徒们对坚硬而异质的“它”无动于衷，莫非我们真的太“现代”了？

很多基督徒常有这样的叹息：为什么信仰和生活总是脱节？为什么教会似乎与世隔绝？为什么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缺乏正面影响力？我想，可能是我们受到太多异质于圣经启示的世界观影响而不自知。于是，我们软弱无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世界观的革命》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带你进入圣经世界观与其他思潮的互动史。领你重返古道，在多元文化的挑战面前，我们深知确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诗29：10）